探讨健康学龄儿童视网膜血管发育的情况。

横断面研究。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于成都爱尔眼科医院体检的健康学龄儿童和成年人共50例(50只眼)的临床资料。其中，儿童25例(25只眼)，男性10例(10只眼)，女性15例(15只眼)，年龄4~11岁，平均年龄(6.68±2.22)岁；成年人25例(25只眼)，男性9例(9只眼)，女性16例(16只眼)，年龄25~40岁，平均年龄(32.45±5.10)岁。根据年龄分为儿童组和成人组。检查并收集全部受检者的视力、眼压、血压、眼轴长度、视盘周围视网膜血流密度(VD)及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NFL)厚度，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上述指标，儿童组与成人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此外，收集并记录受检者的性别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VD与各个因素的相关性，使用Person相关系数进行评价。

儿童组受检者视盘周围上方、下方、鼻侧及颞侧区域四个象限的VD分别为(19.48±0.46)mm^-1、(19.78±0.37)mm^-1、(18.70±0.69)mm^-1及(20.05±0.74)mm^-1；成人组分别为(19.25±0.53)mm^-1、(19.67±0.51)mm^-1、(18.53±0.81)mm^-1及(19.43±1.37)mm^-1。经配对t检验，两组VD均一致表现为下方象限大于上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90，-3.535; P<0.05)；颞侧大于鼻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29，-7.619；P<0.05)；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儿童组与成人组组间各象限V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660，-0.925，-0.802，-2.201；P>0.05)。儿童组视盘周围上方、下方、鼻侧及颞侧的RNFL厚度分别为(132.92±14.16)μm、(135.63±14.82)μm、(70.50±12.43)μm及(80.71±13.50)μm；成人组分别为(132.40±19.33)μm、(138.16±16.71)μm、(74.08±13.59)μm及(81.12±11.95)μm。Person相关系数分别评价儿童组和成人组各象限VD与RNFL厚度呈正相关，且具有一致的象限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0.403，0.418；P<0.05)。

健康学龄儿童视盘周围视网膜血管已发育至成人水平，且与RNFL厚度具有一致的象限性分布。

探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和阿托品眼用凝胶在儿童验光检查中的应用效果及其相关性。

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3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就诊儿童151例(302只眼)的资料。其中，男性68例(136只眼)，女性83例(166只眼)；年龄3~10岁，平均年龄(6.0±1.5)岁。根据屈光状态将患儿分为远视眼组、混合散光组及近视眼组。各组患儿均先后进行复方托吡卡胺和阿托品散瞳，而后检查并记录患儿的球镜值、柱镜值、轴向值及最佳矫正视力。所有指标经Kolmogorov-Smirnov正态性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时，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描述。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秩和检验。不同年龄患儿两种药物散瞳验光结果中球镜差值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秩和检验。患儿两种药物散瞳验光结果中球镜值间的关系，采用一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远视眼组、混合散光组及近视眼组患儿分别有63例(126只眼)、41例(82只眼)和47例(94只眼)。三组患儿性别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171，P>0.05)；三组患儿年龄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399，P>0.05)。远视眼组患儿复方托吡卡胺散瞳验光结果中的球镜值、柱镜值、轴向值及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2.50(1.00，5.31)D、1.00(0.50，1.75)D、90(85，100)°及0.10(0.00，0.20)；阿托品散瞳验光结果中的球镜值、柱镜值、轴向值及矫正视力分别为3.50(2.00，6.31)D、1.00(0.50，1.75)D、90(85，95)°及0.10(0.00，0.20)。经配对样本秩和检验，各组患儿球镜值、柱镜值及最佳矫正视力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9.692，-2.726，-2.483；P<0.05)；但轴向值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173，P>0.05)。混合散光组患儿复方托吡卡胺散瞳验光结果中的球镜值、柱镜值、轴向值及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1.00(-2.00，-0.75)D、3.00(2.00，4.00)D、90(85，95)°及0.10(0.00，0.20)；阿托品散瞳验光结果中的球镜值、柱镜值、轴向值及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0.50(-1.25，0.00)D、3.00(2.00，4.00)D、90(85，95)°及0.10(0.00，0.20)。经配对样本秩和检验，各组患儿球镜值和最佳矫正视力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7.778，-2.826；P<0.05)；但柱镜值和轴向值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098 ，-0.653；P>0.05)。近视眼组患儿复方托吡卡胺散瞳验光结果中的球镜值、柱镜值、轴向值及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3.50(-6.00，-1.25)D、-1.38(-2.50，-0.50)D、90(85，95)°及0.00(0.00，0.20)；阿托品散瞳验光结果中的球镜值、柱镜值、轴向值及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3.13(-5.25，-1.00)D、-1.50(-2.50，-0.50)D、90(85，95)°及0.10(0.00，0.20)。经配对样本秩和检验，各组患儿球镜值和最佳矫正视力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388，-2.744；P<0.05)；但柱镜值和轴向值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11，-1.735；P>0.05)。远视眼组、混合散光组及近视眼组患儿两种药物散瞳验光结果中的球镜值函数关系分别为y_阿托品＝1.068+0.976x_{复方托吡卡胺}、y_阿托品＝0.775+0.999x_{复方托吡卡胺}及y_阿托品＝0.248+0.949x_{复方托吡卡胺}。远视眼组、混合散光组及近视眼组<6岁患儿的球镜差值分别为1.00(0.75，1.44)D、1.00(0.50，1.25)D及0.50(0.25，0.75)D；≥6岁患儿的球镜差值分别为0.75(0.50，1.00)D、0.50(0.25，0.75)D及0.25(0.00，0.50)D；经独立样本秩和检验，组内两者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261，-4.160，-2.360；P<0.05)。

各组两种药物散瞳后，年龄越小者验光结果差异越大。远视眼和混合散光患儿应采用阿托品散瞳验光，在特殊情况下对混合散光和年龄≤6岁的近视眼患儿可在复方托吡卡胺散瞳验光结果的基础上，再根据两者的函数关系修正为阿托品的验光结果，6岁以上近视眼患儿建议采用复方托品卡胺散瞳验光。

探讨客观评价近视眼配镜过矫对人眼调节功能影响的价值。

收集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心视光学门诊的近视眼配镜过矫伴视疲劳患者16例(30只眼)。其中，男性10例(19只眼)，女性6例(11只眼)，年龄14~38岁，平均年龄(23.7±7.2)岁。所有患者均进行视力检查、显然验光、复方托吡卡胺散瞳验光、原框架眼镜屈光度检查、主观调节幅度检查及客观调节功能检查。根据近视眼配镜过矫状态下患者主观调节幅度下降、客观调节不足、客观调节异常及客观调节微波动高频成分增加进行分组。使用均数±标准差描述年龄的分布情况；采用眼数和百分比描述各组的病例数量与病例分布情况。使用McNemar配对资料卡方检验和用Kappa一致性检验比较近视眼配镜过矫状态下主观调节幅度下降组与客观调节不足组、客观调节异常组及客观调节微波动高频成分增加组的差异。

近视眼配镜过矫伴视疲劳患者16例(30只眼)中，主观调节幅度正常者有8例(11只眼)，占36.7%(11/30)；主观调节幅度下降者有11例(19只眼)，占63.3%(19/30)；客观调节检查结果正常者有6例(7只眼)，占23.3%(7/30)；客观调节异常者有13例(23只眼)，占76.7%(23/30)；单纯客观调节不足者有3例(3只眼)，占10.0%(3/30)；单纯客观调节过度者有1例(2只眼)，占6.7%(2/30)；单纯客观调节紧张者有4例(7只眼)，占23.3%(7/30)；单纯客观调节痉挛者有1例(2只眼)，占6.7%(2/30)；客观调节不足伴调节紧张者有4例(7只眼)，占23.3%(7/30)；客观调节不足伴调节痉挛者有1例(2只眼)，占6.7%(2/30)。客观调节紧张者有7例(14只眼)，占46.7%(14/30)；客观调节不足者有8例(12只眼)，占40.0%(12/30)；客观调节微波动高频成分增加者有10例(18只眼)，占60.0%(18/30)。自身配对资料McNemar精确概率法卡方检验提示主观调节幅度下降组与客观调节不足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143，P<0.05)。对比主观调节幅度下降组与客观调节异常组以及客观调节微波动的高频成分增加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2.250，0.000；P>0.05)。进一步经过Kappa一致性检验，主观调节幅度下降组与客观调节异常组有高度一致性(κ＝0.689，P<0.05)，而主观调节幅度下降组与客观调节微波动高频成分增加组一致性弱(κ＝0.366，P<0.05)。

近视眼配镜过矫常伴随调节功能异常的类型以调节不足和调节紧张为主。人眼调节功能客观检查可对近视眼配镜过矫视疲劳状态进行客观量化的评估。鉴于本研究中主观调节幅度下降组与客观调节异常组的高度一致性，推荐近视眼配镜过矫伴视疲劳患者中使用主观调节幅度检查作为客观调节功能详细检查的筛查指标。

初步探讨应用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公式预测不同眼轴长度下高度近视眼合并白内障患者术后屈光度的准确性。

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成都爱尔眼科医院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59例(63只眼)高度近视眼合并白内障患者。其中，男性30例(33只眼)，女性29例(30只眼)；年龄44~73岁，平均年龄(59.6±8.8)岁。采用IOL Master 700测量患者术前的角膜曲率、眼轴、前房深度及晶状体厚度。根据患者眼轴长度的大小分为A组、B组及C组。A组为27 mm≤眼轴<28.00 mm，B组为28.00 mm≤眼轴<30.00 mm，C组为眼轴≥30.00 mm。个性化选取适宜的预留屈光度，包括SRK/T、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和Barrett Universal Ⅱ三种公式的预留屈光度。术后1个月随访，测量患者实际的屈光度，计算三种公式预留屈光度与术后实际屈光度的差值及平均绝对屈光误差，比较不同公式及分组下人工晶状体屈光度预测的准确性。采用Shapiro-Wilk正态性检验分析屈光度误差；当符合正态分布时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反之，采用中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眼数和百分比描述不同屈光阈所占的百分比，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和线性回归分析评估眼轴与平均绝对屈光误差间的相关性。

59例(63只眼)患者中，SRK/T、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及Barrett Universal Ⅱ三种公式的平均绝对屈光误差分别为0.57(0.32，0.98)D、0.32(0.17，0.61)D及0.34(0.17，0.66)D。后两者的平均绝对屈光误差明显小于前者。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两者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77，-4.28；P<0.05)。术后屈光误差在±0.50 D和±1.00 D范围内所占百分比中，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公式最高，分别为69.8%和98.4%。A组与B组内三种公式平均绝对屈光误差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28，-0.97；P>0.05)。C组SRK/T公式预测的平均绝对屈光误差最大。经单因素方差分析，SRK/T、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及Barrett Universal Ⅱ三种公式预测屈光度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2，-3.29；P<0.05)。使用SRK/T公式时，平均绝对屈光误差与眼轴相关。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0.521，P<0.05)。使用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公式及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时，平均绝对屈光误差与眼轴不相关。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0.249，0.228；P>0.05)。SRK/T的平均绝对屈光误差与眼轴的一元回归方程为Y＝-3.606+0.146X。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0.249，P>0.05)。

对高度近视眼患者进行人工晶状体屈光度计算时，SRK/T、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和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都是相对准确的。但当患者眼轴≥30 mm时，Wang-Koch优化眼轴SRK/T公式和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的预测屈光误差更小。

探讨术前应用人工泪液对飞秒激光辅助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治疗高度近视眼术后干眼自觉症状和泪膜稳定性的影响。

纳入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行FS-LASIK的高度近视眼患者300例(582只眼)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43例(279只眼)，女性157例(303只眼)。年龄18~49岁，平均年龄(31.1±1.2)岁。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研究组150例(290只眼)和对照组150例(292只眼)。术前，研究组以人工泪液滴眼4次/d，连续21 d；对照组不予人工泪液滴眼。检查并记录全部患者术前、术后1周、术后1个月、术后2个月及术后3个月的干眼症状评分、泪膜破裂时间(BUT)、角膜荧光素染色(FL)评分、泪液分泌试验(SIt)等指标。干眼症状评分、BUT、FL评分、SIt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术前，研究组和对照组干眼症状评分分别为(12.00±3.16)分和(12.32±3.15)分，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34，P>0.05)。术后1周及术后1个月干眼症状评分，研究组分别为(14.20±3.20)分及(14.60±2.65)分，对照组分别为(16.28±3.34)分及(16.44±3.56)分。术后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31，2.243；P<0.05)；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03，2.167；P<0.05)。术后2个月及3个月干眼症状评分，研究组分别为(12.89±2.67)分及(12.04±2.88)分，对照组分别为(13.23±2.45)分及(12.71±3.22)分。术前与术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07，P>0.0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85，0.601；P>0.05)。术前，研究组的BUT、FL评分及SIt分别为(12.31±3.11)s、(0.51±0.25)分及(14.44±2.15)mm/5 min，对照组分别为(12.47±3.18)s、(0.52±0.24)分和(14.43±2.16)mm/5 min。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46，1.547，0.799；P>0.05)。术后1周和术后1个月，研究组SIt分别为(10.89±3.13)mm/5 min和(10.93±3.02)mm/5 min，对照组分别为(9.07±3.11)mm/5 min和(8.19±3.25)mm/5 min。研究组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028，2.350；P<0.05)。两组均差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06，2.783，P<0.05)。术后2个月及3个月，研究组SIt分别为(14.14±2.34)mm/5 min和(15.10±3.15)mm/5 min，对照组分别为(14.04±2.67)mm/5 min和(14.76±3.08)mm/5 min。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07，1.729；P>0.05)。术后1周、术后1个月及术后2个月，研究组的BUT分别为(9.96±3.05)s、(10.07±2.98)s及(10.15±3.03)s，对照组分别为(7.36±3.03)s、(7.46±2.59)s及(7.87±2.65)s。术后比术前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187，2.603，2.441；P<0.05)；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04，2.192，2.177；P<0.05)。术后1周、术后1个月及术后2个月，研究组的FL评分分别为(1.07±0.48)分、(1.04±0.31)分及(0.93±0.19)分，对照组分别为(2.10±0.18)分、(1.88±0.44)分及(1.84±0.29)分。术后比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118，2.974，3.057；P<0.05)；研究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19，2.053，3.113；P<0.05)。两组术后3个月的BUT和FL评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75，1.801；P>0.05)。

高度近视眼FS-LASIK术后可导致干眼的发生，但一般持续时间较短，在术后3个月能恢复至接近术前水平。术前应用人工泪液可促进术后泪膜稳定性的恢复，减轻患者术后的干眼自觉症状。

系统评价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切除术(SMILE)与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ICL)植入术矫正高度近视眼的效果。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PubMed、Medline及Cochrane Library，搜集行SMILE与ICL屈光术矫正高度近视眼的相关文献。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的方法，两位评价者独立进行文献检索、筛选、质量评价及数据提取。从选取的文件中提取患者的术后视力、干眼情况、手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以及术后视觉质量等结局指标。术后裸眼视力、术后最佳矫正视力、泪膜破裂时间、泪河高度、手术有效性和安全性、对比敏感度及高阶像差等结局指标均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差(MD)及其95%置信区间(CI)作为统计分析量。各文献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Q和I²检验。如P<0.05或I²>50%则认为异质性较大。采用敏感性分析剔除发表偏倚差异较大的研究或存在高偏倚风险的研究，而后检测合并结果的稳定性，如剔除后异质性仍不显著降低，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反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初步检索各数据库共获得文献59篇，去掉重复文献后剩余32篇，通过阅读文献标题、摘要及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最终本研究纳入7篇文献。7篇文献中行SMILE的有439只眼，植入ICL的有422只眼。各研究间患者术后最佳矫正视力和术后裸眼视力的组间异质性较大(I²＝98%和89%)。经随机效应模型分析，SMILE组与ICL组对术后最佳矫正视力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0.02，95%CI：-0.03~0.08；P>0.05)。植入ICL组患者的术后裸眼视力较SMILE组更佳。经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两者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04，95%CI：0.00~0.07；P<0.05)。各研究间患者术后泪河高度和泪膜破裂时间的组间异质性均较小(I²＝0)。经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两者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D＝-0.00，-0.13，95%CI：-0.03~0.02，-0.53~0.27；P>0.05)。各研究间安全性指数和有效性指数的组间异质性均较大(I²＝92%和73%)。经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两者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D＝-0.07，-0.03，95%CI：-0.15~0.01，-0.08~0.01；P>0.05)。多数文献对术后视觉质量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故只对其结论进行报道，不做Meta分析。各文献均显示ICL组相较于SMILE组可以引起更低的高阶像差，ICL植入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对比敏感度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

行SMILE与植入ICL矫正高度近视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当，术后干眼并发症均可在短期内好转，ICL植入相较于SMILE对高度近视眼患者裸眼视力矫正效果更为理想，视觉质量改善作用更为明显。

探讨应用外直肌和上直肌部分联结术治疗常规手术无效的高度近视眼限制性内下斜视的效果。

收集2012年9月至2017年12月因常规退缩手术治疗无效到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再次行斜视矫正手术的高度近视眼限制性内下斜视患者5例(8只眼)，男性2例(4只眼)，女性3例(4只眼)；年龄52.0～73.0岁，平均(61.2±2.4)岁。手术前后，全部患者均进行视力、验光、裂隙灯显微镜、眼底、眼球运动、斜视角、眼轴长度及眼眶冠状位和水平位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CT)检查。采用外直肌和上直肌部分联结术进行治疗。

全部患者5例(8只眼)患眼处于内下斜位，外转和上转功能受限；CT显示所有患眼存在上直肌向鼻侧移位、外直肌向下方移位、眼球后部向颞上方疝出肌圆锥。2例双眼(4只眼)行外直肌和上直肌部分联结术，1例双眼(2只眼)行外直肌和上直肌部分联结术联合内直肌后徙悬吊术，2例单眼(2只眼)行外直肌和上直肌部分联结术。患者随访超过6个月时，4例(6只眼)患者术后第一眼位正位，1例(2只眼)患者术后远期第一眼位为－15°，CT显示脱位的眼球被还纳回肌圆锥内，眼球的外转和上转功能逐渐恢复。所有患者未出现复视。无并发症发生。

外直肌和上直肌部分联结术可有效矫正经常规退缩手术治疗无效的高度近视眼限制性内下斜视，还纳脱出的眼球至肌圆锥内，并改善眼球运动功能。

黄斑裂孔性视网膜脱离(MHRD)是高度近视眼的严重并发症，也是高度近视眼患者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手术治疗的主要目的是使视网膜解剖复位、黄斑裂孔闭合及保持或提高中心视力。巩膜外手术、内外联合手术、玻璃体腔注气术、玻璃体切除术(PPV)及玻璃体切除联合内界膜移植、翻转或填塞等手术方式在选择与应用方面仍存在较多争议。本文中笔者拟对不同MHRD手术方式的特点、预后及如何选择等方面进行探讨。

探讨高度近视眼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术后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纳入2003年8月至2011年7月在山西省眼科医院准分子激光科接受LASIK、(角膜瓣厚度＋切削深度)/术前中央角膜厚度的百分比(PTA)≥40%且资料完整的高度近视眼患者112例(221只眼)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54例(105只眼)，女性58例(116只眼)；年龄18～35岁，平均年龄(25.6±5.4)岁。患者术前的等效球镜度(SE)均≥－6.00 D。术前及术后末次复查时均进行裸眼视力(UCVA)、矫正视力(CDVA)、球镜度数、散光度数、SE、中央角膜厚度(CCT)及角膜地形图等检查。分析患者术后的屈光状态、稳定性、安全性及有效性。术后还需测量患者的剩余基质床厚度(RSBT)，计算PTA及术后RSBT占术前CCT的百分比(PSBT)。患者术前及末次复查的各项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术前与术后患者的视力和SE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不同的CCT检查方法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比较。

患者术前的UCVA为0.08±0.30，术后末次复查时的UCVA为0.8±0.2。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99，P<0.05)。末次复查时的屈光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球镜度数为(－0.87±0.97) D，散光度数为(0.40±0.41)D，SE为(－0.75±1.03)D。末次检查时的SE与术前SE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33，P<0.05)。手术的安全指数为1.10，有效指数为0.90。术后患者的PTA为44%±3%。术后患者的PSBT为58%±5%。患者未出现继发性圆锥角膜。

PTA≥40%但PSBT达到50%及以上时，高度近视眼患者在LASIK术后长期稳定，未发现继发性圆锥角膜。

探究不同年龄近视人群角膜水平直径及眼轴长度的变化。

选取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于佛山爱尔眼科医院就诊的近视眼患者270例(497只眼)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年龄划分为三组，分别是7～17岁组、18～28岁组及29～39岁组，每组90例；采用散瞳验光测量等效球镜的方法检测三组患者的近视程度，按照近视程度再次进行分组，分组标准为低度近视≤－3.00 D；中度近视－3.25～－6.00 D ；高度近视>－6.00 D。采用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患者的角膜水平直径，采用IOL master光学相干生物测量仪测量患者的眼轴长度。角膜水平直径和眼轴长度采用均数±标准差(±s)进行描述，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进一步两两比较。

在低度近视眼患者中，三组患者的角膜水平直径分别是(12.01±0.41)mm、(11.70±0.36)mm和(11.62±0.42)mm。其中，7～17岁组与18～28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64，P<0.05)；7～17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7，P<0.05)；但18～28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9，P>0.05)。三组患者的眼轴长度分别为(24.63±0.61)mm、(24.53±0.80)mm和(24.53±0.93)mm。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7，0.65，－0.05；P>0.05)。中度近视眼患者中，三组患者的角膜水平直径分别是(11.89±0.39)mm、(11.71±0.33)mm和(11.63±0.37)mm。其中，7～17岁组与18～28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4，P<0.05)；7～17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7，P<0.05)；但18～28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29，P>0.05)。三组患者的眼轴长度分别是(25.12±0.75)mm、(25.17±0.85)mm和(25.23±0.73)mm。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3，－0.78，－0.39；P>0.05)。高度近视眼患者中，三组患者的角膜水平直径分别是(11.82±0.34)mm、(11.72±0.36)mm和(11.39±0.40)mm。其中，7～17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95，P<0.05)；18～28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5，P<0.05)；且7～17岁组>29～39岁组，18～28岁组>29～39岁组；但7～17岁组与18～28岁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0，P>0.05)。三组患者的眼轴长度分别是(25.99±0.74)mm、(26.42±0.84)mm和(26.01±0.85)mm。其中，7～17岁组与18～28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4，P<0.05)；18～28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9，P<0.05)；但7～17岁组与29～39岁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2，P>0.05)。

在高度、中度及低度近视眼患者中，角膜水平直径与年龄的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即患者的年龄越小，角膜水平直径的数值越大；而眼轴长度与屈光不正度数呈显著正相关，即眼轴长度会随着屈光不正度数的增加而增长，但在各分组内，眼轴长度的变化均与年龄无关。

高度近视眼是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主要的不可逆性致盲性眼部疾病之一。高度近视眼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眼球后部巩膜可能异常薄变或扩展。巩膜薄变、脉络膜萎缩性薄变及不同程度的眼轴延长，且伴有巩膜细胞外基质(ECM)的过度降解是高度近视眼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发现巩膜ECM生化特性的改变与近视眼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胶原作为巩膜ECM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达和积聚的改变与病理性近视眼的发展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目前，临床医学领域对此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常用的药物及手术疗法的疗效尚未确定且毒副作用较大，并不适合在临床上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本文就目前高度近视眼巩膜ECM中胶原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视力健康教育干预前后小学生的视力变化及对近视眼认知的情况，为寻求高效节能、具有长期推广价值的校园健康教育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以班级为单位，按照数字表法随机抽取564名柳州市小学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分为三组。一组为学生家长干预组，组织学生分批进行健康教育培训，并给家长发放健康教育材料；一组为学生干预组，仅组织学生分批进行健康教育培训；一组为对照组，未做任何干预。其中，男生283人，女生281人，年龄区间为8～9岁，平均年龄为8.6岁。采用现场调查法进行视力检查及视力保护相关知识的问卷调查。干预6个月后，再次进行视力检查及保护视力相关知识的测验。干预后三组的测验成绩采用均数±标准差(±s)进行描述，干预前和干预后各组视力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干预后三组测验成绩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进一步采用LSD－t法两两比较。

干预前三组被试者之间视力状况的程度比较，经秩和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1.69，P>0.05)，说明三组之间具有可比性。三组干预后视力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u＝1.69，P<0.05)。干预后三组被试者视力低下的百分比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两个干预组学生视力>4.8的百分比较干预前增加，视力<4.6的百分比较干预前减少。而对照组学生视力>4.8的百分比较干预前减少，视力<4.6的百分比较干预前增加。从视力改变百分比的趋势可以得出，对照组学生的视力明显弱于两组干预组，即学生家长干预组视力>学生干预组视力>对照组视力。进一步两两比较，学生家长干预组、学生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4.41，－3.15；P<0.05)。但学生家长干预组与学生干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1.48，P>0.05)。干预后学生家长干预组及学生干预组被试者的学生认知成绩、用眼卫生成绩及家长认知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认知成绩为(t＝－3.55，－6.54；P<0.05)，用眼卫生成绩为(t＝－2.33，－8.03；P<0.05)，家长认知成绩为(t＝－3.38，－7.99；P<0.05)]。而在认知和生活习惯方面，学生家长干预组与学生干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5.22，3.96；P>0.05)。在家长认知方面，学生家长干预组成绩>学生干预组成绩>对照组成绩，学生家长干预组与学生干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94，P<0.05)。

校园视力健康教育对控制近视眼的发病率有意义，应予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