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圆锥角膜（keratoconus，KC）被定义后，在描述其严重程度及发展进程方面，至今有数位学者提出了多种分期、分级及分类方法。1947年，Amsler首次提出KC分级。此后，Krumiech基于Amsler分级提出Amsler-Krumiech分级，而Alio等在Amsler-Krumiech分级的基础上又再次做出修正并提出新分级。21世纪以来，眼科检查设备趋于完善，又有学者相继提出了圆锥角膜严重程度评分系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结构分期、Belin ABCD分期、生物力学“E”分期等KC分期、分级及分类方法。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又催生出用于描述和追踪KC严重程度的技术，虽然在临床实践方面尚存在局限性但其发展前景可观。

目的

探讨甲状腺相关性眼病（TAO）所致限制性斜视的临床特征和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3年3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Ⅳ科因TAO所致限制性斜视行手术治疗TAO患者48例（68只眼）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3例（44只眼），女性15例（24只眼）；年龄33～66岁，平均年龄为（51.7±10.3）岁。所有患者根据术前眼球运动、影像学成像及术中牵拉试验确定受累肌肉，并行受累肌肉的减弱术，包括直肌悬吊术、直肌后徙术、直肌断腱术及A型肉毒素注射，必要时联合拮抗肌加强术。术后随访6个月或1年，检查并记录患者手术前与末次随访斜视度、复视情况、眼压、视力及突眼度。年龄、眼球运动受限、斜视度、术眼眼压、视力及突眼度情况等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x±s描述，术前术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病程和甲状腺功能障碍与斜视间隔时间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四分位数描述；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

结果

48例（68只眼）患者斜视病程为5～108个月，中位病程为12个月，甲状腺功能障碍病程为7～120个月，中位病程为20个月；甲状腺功能障碍与斜视中位间隔时间为0～114个月，中位间隔时间为6个月。全部患者48例（68只眼）中既往诊断为Graves病有45例（64只眼），甲状腺乳头状癌有2例（3只眼），桥本甲状腺炎有1例（1只眼），分别占94.12%、4.41%及1.47%。所有患者眼眶影像学成像均提示存在眼外肌受累。斜视与甲状腺功能异常同时出现者9例（12只眼），斜视后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者39例（56只眼），分别占18.75%和81.25%。所有患者术前甲状腺功能均无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表现。垂直斜视合并内斜视者32例（44只眼），垂直斜视合并外斜视者2例（4只眼），垂直斜视者8例（10只眼），内斜视者6例（10只眼），分别占66.67%、4.17%、16.67%及12.50%。眼眶影像学成像显示48例（68只眼）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眼外肌受累。其中，存在下直肌受累、上直肌受累、内直肌受累及外直肌受累者分别为40例（61只眼）、31例（46只眼）、26例（45只眼）及8例（10只眼），分别占83.33%、64.58%、54.17%及16.67%。累计共162条眼外肌增粗，存在2条以上眼外肌受累者36例（56只眼），仅为1条眼外肌受累者12例（12只眼），分别占75%和25%。45例（68只眼）中有81条眼外肌行手术治疗，均为直肌。78条直肌行减弱手术，单条肌肉减弱术者28例（28只眼），两条肌肉减弱术者14例（28只眼），两条以上肌肉减弱术者6例（12只眼），分别占58.33%、29.17%及12.5%。45例（64只眼）术眼术前眼压平均值为（24.19±9.26）mmHg（1 mmHg＝0.133 kPa），术后眼压平均值为（19.99±7.00）mmHg，术后眼压较术前降低，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695，P＜0.05）；术前平均视力为（4.82±0.50）最小分辨角的对数（logMAR），术后平均视力为（4.86±0.45）logMAR，术后视力有明显提升，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95，P＜0.05）；术眼术前突眼度平均值为（19.80±2.22）mm，术后突眼度平均值为（17.60±2.14）mm，术后突眼度较术前回退，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4.408，P＜0.05）。

结论

TAO所致限制性斜视患者主要表现为多条眼外肌受累的斜视，下直肌和内直肌常受累，受限肌肉的减弱术有效，必要时可联合拮抗肌加强术。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MIOL）通过折射或衍射原理形成多个焦点，使患者获得远、中、近全程视力，其光学设计包括折射型、衍射型及混合型三大类。折射型通过同心环或扇区分焦，易受瞳孔影响；衍射型利用阶梯光栅分光，光能均衡但对比敏感度降低；混合型结合折射与衍射优势，实现多焦点协同；景深延长型通过扩展焦深减少视觉干扰。把握MIOL的产品特点及合理使用有益于改善临床应用效果。

目的

探讨近视眼屈光手术患者手术期望值、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占比。

方法

2022年4月至2022年5月采用整群抽样和线上问卷调查法在北京、上海、山东、新疆及浙江五省市发放问卷1139份纳入未行屈光手术的近视眼患者500例。其中，男性231例，女性269例；年龄19～49岁，平均年龄（25.0±5.0）岁。按等效球镜屈光度将患者分为低度近视眼、中度近视眼及高度近视眼。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并记录患者的入选筛查、人口统计数据、近视眼病史及配戴框架眼镜的相关情况；对经上皮-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飞秒激光小切口基质微透镜取出术、屈光性晶状体置换术及有晶状体眼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等5种手术方式的手术期望值和依从性。全部数据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连续型变量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分类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全部1139例患者中纳入应答者500例，问卷应答率为43.9%。患者主要由政府事业单位人员、在校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全部纳入的患者500例中，对手术的期望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高强度运动需求及高精度工作需求者分别为432例、386例及270例，分别占86.4%、77.2%及52.4%。年龄大、女性及月收入高的患者更倾向于术后视力要求能够满足高精度工作需要，其关联性具有统计学意义（OR＝1.04，0.62，0.42；P＜0.05）。患者的术后依从性倾向于术后使用2种药物、愿意每月随访1次及愿意坚持用药1个月者分别为274例、167例及223例，分别占58.3%、37.11%及47.5%。女性术后预期执行医嘱的依从性相比男性更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R＝0.69，95%CI：0.42～0.91，P＜0.05）。

结论

不同职业和性别的近视眼患者对屈光矫正手术的预期存在差异，女性术后依从性更高，临床医师需要注重个性化治疗策略的选择。

眼底病是眼科领域的重要部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眼底影像是辅助眼底病诊断的重要工具，也是眼底病教学必不可少的手段。不同的眼底影像成像基础及其影像特征所反映的临床意义各有侧重、各具特点。眼底多模影像是多种眼底影像检查的必要的、合理的组合，综合反映病变组织形态、结构和功能的成像表现。眼底多模影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全面揭示眼底疾病的病变特征，为眼底病的研究、临床诊治、监测疗效及判断预后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掌握眼底多模影像技术，合理选择、分析并整合不同影像表现的意义，是眼底病教学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带来问题和挑战。本文中笔者从眼底影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同的眼底影像成像基础、眼底多模影像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眼底病教学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述，特别强调多模影像在眼底病教学中应用及发展的重要性。

干眼每年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生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的紊乱与眼表疾病存在联系，菌群的失衡可引起屏障破坏，影响局部或全身炎症，导致远部器官病变。其中，肠道菌群与自身免疫疾病的联系值得关注。至今已有近300篇有关肠道菌群和眼病的研究，包括免疫性眼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性黄斑变性、干眼和甲状腺相关眼病等。干眼是眼表稳态与肠道菌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有力证据，本文中笔者对干眼相关疾病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关联性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探讨干眼与肠道菌群的关系，了解其发病机制，为干眼的预防提供新思路，寻找基于肠道菌群的干眼新疗法。

内源性眼内炎（EE）是一种严重的眼部感染性疾病，发病机制复杂而多样，致病菌可来自远处的感染病灶或败血症。虽然EE的发病率低，但一旦确诊，其治疗和预后通常极为严峻，由于预后极差，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故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近年来，业界对EE的诊断、响应及治疗策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发展至诊断精确、响应快速及治疗策略综合阶段。基于此，本文中笔者就EE的临床表现和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探讨射频技术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MGD）相关干眼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方法

选取2024年4月至2024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就诊的MGD相关干眼患者共21例（42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7例（14只眼），女性14例（28只眼）；年龄23～73岁，平均年龄为（47.3±17.2）岁。所有患者均接受双眼睑射频治疗，每周1次，每次20 min，共4次。治疗前后的非接触眼压、眼表疾病指数问卷（OSDI）评分、症状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睑板腺分泌能力评级、睑酯质量评分、荧光素染色泪膜破裂时间、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SchirmerⅠ试验、最佳矫正视力、泪河高度（TMH）、泪膜脂质层厚度及非侵入性泪膜破裂时间符合正态分布，以±s描述，不同时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治疗前与末次随访时各指标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

结果

MGD相关干眼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周、治疗后2周、治疗后3周及治疗后4周OSDI评分分别为（55.86±20.80）分、（46.56±20.06）分、（33.30±18.75）分、（35.60±17.48）分及（25.99±11.15）分；烧灼或刺痛感、瘙痒感、异物感、眼干涩、畏光、眼疼痛及眼不适VAS评分分别为（47.71±22.71）分、（42.90±23.28）分、（35.57±19.82）分、（31.86±19.49）分、（28.67±17.83）分、（46.95±20.12）分、（45.95±21.89）分、（34.05±16.02）分、（31.14±21.90）分、（22.95±15.57）分、（53.57±25.48）分、（48.48±22.22）分、（36.43±19.23）分、（35.76±21.89）分、（22.48±12.71）分、（65.67±27.58）分、（55.90±23.22）分、（43.76±22.99）分、（37.86±18.79）分、（28.90±14.22）分、（53.71±21.57）分、（45.57±23.25）分、（36.38±23.47）分、（29.05±18.28）分、（21.10±12.66）分、（53.86±20.82）分、（44.55±19.23）分、（31.71±17.87）分、（33.50±16.98）分、（24.71±10.87）分、（70.67±17.84）分、（51.90±20.77）分、（39.52±21.52）分、（34.10±18.23）分及（24.81±12.86）分；不同时间OSDI评分和不适VAS评分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9.103，2.958，5.870，7.211，9.334，8.457，9.103，19.340；P＜0.05）。治疗后第4周与治疗前OSDI评分和不适VA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22，-8.43，-6.91，-7.85，-8.98，-9.32，-9.16，-13.85；P＜0.05）。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周、治疗后2周、治疗后3周及治疗后4周，上睑睑板腺分泌能力评分分别为（5.10±1.87）分、（3.90±1.30）分、（3.29±1.55）分、（3.38±1.66）分及（3.14±1.31）分；下睑评分分别为（4.57±1.99）分、（3.33±1.28）分、（2.90±1.51）分、（3.05±1.36）分及（2.38±1.07）分；上睑睑酯质量评分分别为（5.86±1.82）分、（4.76±1.41）分、（4.29±1.79）分、（3.81±1.36）分及（3.57±1.66）分；下睑评分分别为（5.19±2.14）分、（3.90±1.22）分、（3.43±1.47）分、（3.57±1.40）分及（3.38±1.43）分；荧光素泪膜破裂时间分别为（3.21±1.00）s、（3.73±0.82）s、（4.06±0.98）s、（4.62±1.38）s及（4.48±0.98）s；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分别为（4.76±2.72）分、（3.24±1.58）分、（2.90±1.70）分、（2.67±1.49）分及（2.33±1.53）分；不同时间上下睑睑板腺分泌能力、上下睑睑酯质量、荧光素泪膜破裂时间及角膜荧光素染色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5.552，6.440，6.559，4.867，6.239，5.393；P＜0.05）。治疗后第4周与治疗前上下睑睑板腺分泌能力、上下睑睑酯质量、荧光素泪膜破裂时间及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68，-6.42，-6.91，-4.67，6.02，-5.17；P＜0.05）。治疗后第4周与治疗前非接触泪膜破裂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2，P＜0.05）。治疗前、治疗后1周、治疗后2周、治疗后3周及治疗后4周非接触眼压分别为（13.19±2.79）mmHg（1 mmHg＝0.133 kPa）、（13.80±3.29）mmHg、（14.36±2.49）mmHg、（13.31±2.17）mmHg及（13.51±3.34）mmHg。眼前节和彩色眼底照相检查均未见明显变化及异常，患者眶周皮肤及毛发未见明显变化及异常且无特殊不适。

结论

使用射频技术治疗MGD相关干眼可改善患者的睑板腺分泌功能和泪膜稳定性，能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症状并改善相关体征，未发现不良反应。

目的

探讨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联合快速角膜交联术（FS-LASIK Xtra）的角膜光密度变化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2019年5月至2021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屈光手术中心就诊的薄角膜合并近视散光的患者56例（112只眼）。其中，男性10例（20只眼），女性46例（92只眼）；年龄18～39岁，平均年龄26.50（23.00，30.00）岁。按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FS-LASIK Xtra组与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组。比较两组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及术后12个月的视力变化、角膜不同位置的光密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患者等效球镜度及光密度符合正态分布，采用±s表示，术前术后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年龄、视力、角膜曲率及角膜厚度经Kolmogorov-Smirnov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不同时间点的光密度变化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角膜位置与光密度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法分析。

结果

全部患者56例（112只眼）中FS-LASIK Xtra组患者25例（50只眼），FS-LASIK组患者31例（62只眼）。术前，FSLASIK Xtra组与FS-LASIK组等效球镜屈光度分别为（-7.63±1.80）D和（-7.93±2.24）D；术后12个月时，分别为（-0.17±0.66）D和（-0.02±0.52）D，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1，P＞0.05）；组内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64，-26.50；P＜0.05）。术前，两组裸眼视力最小分辨视角的对数（logMAR）分别为1.30（1.30，1.52）logMAR和1.30（1.30，1.40）logMAR；术后12个月时，分别为-0.08（-0.18，-0.08）logMAR和-0.08（-0.18，-0.08）logMAR，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20，P＞0.05）；组内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17，-6.88；P＜0.05）。术前，两组角膜曲率分别为43.58（43.19，44.79）D和43.52（43.10，44.30）D；术后12个月时，分别为37.30（35.68，38.67）D和36.86（36.13，38.53）D，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47，P＞0.05）；组内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15，-6.85；P＜0.05）。FS-LASIK Xtra组患者前层120μm、中央层0～2 mm范围及2～6 mm范围在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及术后12个月的光密度分别为24.93±1.56、30.55±4.28、29.37±6.31、24.98±2.99、22.92±22.08、22.32±1.30、26.59±3.10、26.06±3.52、23.10±1.76、21.15±1.53和15.49±0.92、17.69±2.53、16.33±1.64、14.96±1.32、14.31±1.24、13.81±0.70、14.79±1.25、14.18±0.94、13.64±0.80、13.18±0.83；FS-LASIK组分别为24.86±1.62、25.41±1.69、24.32±1.40、23.12±1.30、22.08±1.19、22.30±1.44、22.72±1.53、22.31±1.29、21.76±1.20、21.15±1.53和15.15±0.94、15.46±0.96、14.86±0.91、14.26±0.98、13.59±0.76、13.57±0.81、13.72±0.76、13.60±0.69、13.48±0.69、12.90±0.54。组内不同时间点角膜光密度变化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40.49，126.18，125.74，78.10；P＜0.05），组间变化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0.86，43.39，31.86，13.66；P＜0.05）。术后1个月时，FS-LASIK Xtra组患者前层120μm、中央层0～2 mm范围及2～6 mm范围的光密度值均比术前显著增加，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0.56，10.90，6.63，5.67；P＜0.05），FSLASIK组患者略有增加，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34，3.12，3.40，2.22；P＜0.05），FS-LASIK Xtra组高于FS-LASIK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01，8.07，5.90，5.32；P＜0.05）；在术后12个月时，FS-LASIK Xtra组与FS-LASIK组以上各值均低于术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7.48，-6.64，-7.70，-5.98，-15.73，-11.73，-13.49，-7.92；P＜0.05），FS-LASIK Xtra组仍略高于FS-LASIK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5，2.00，3.60，2.09；P＜0.05）。

结论

FS-LASIK Xtra组与FS-LASIK组术后1个月时透明性比术前降低，到12个月时透明性均会增加甚至超过术前，FS-LASIK Xtra组较FS-LASIK组恢复慢，但视力相当。角膜测量位置的变化可能影响光密度值。

目的

探讨Pentacam测量SimK联合角膜后表面散光、IOLMaster 700测量SimK及IOLMaster 700测量全角膜散光（TK）三种角膜散光测算方式对散光矫正型IOL术后屈光预测的准确性。

方法

收集2022年9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联合散光矫正型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的白内障患者34例（34只眼）。其中，男性15例（15只眼），女性19例（19只眼）；年龄28～83岁，平均年龄（57.7±16.9）岁。全部患者分别采用Pentacam测量SimK联合角膜后表面散光、IOLMaster 700测量SimK及IOLMaster 700测量TK三种方式检测患者手术前和术后3个月的裸眼远视力、最佳矫正视力、主觉验光结果、术前眼轴长度、中央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角膜直径及角膜曲率。将获得的角膜散光参数分别代入Barrett Toric IOL计算公式，计算IOL屈光度并预测术后屈光度。通过矢量法计算三种测算方式术后3个月患者的预测误差（PE）、平均绝对误差（MAE）、质心误差及误差分布百分比，采用例数（眼数）和百分比描述。分别记数三种方式检测患者术前的顺规散光（WTR）和逆规散光（ATR），以例数（眼数）及百分比描述。年龄、眼轴长度、角膜曲率、植入IOL的屈光度及MAE等均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手术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三种测算方式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进一步两两比较。三种测算方式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患者术前角膜散光和术后残余角膜散光分别为（2.76±1.10）D和（0.65±0.51）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5.760，P＜0.05）。Pentacam实测后表面、Master SimK及Master TK三种测算方式的MAE分别为（0.63±0.36）D、（0.65±0.35）D及（0.65±0.39）D，Pentacam实测后表面的MEA低于Master SimK，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360，P＜0.05）；三种测算方式应用于全体患者均表现出顺规方向的质心误差。其中Master SimK质心误差最大，为（0.19±0.72）D＠119°；三种测算方式预测误差在±0.50 D以内者分别为20例（20只眼）、15例（15只眼）及17例（17只眼），分别占58.8%、44.1%及50.0%。

结论

相对于IOLMaster SimK，IOLMaster TK与Pentacam测量SimK联合角膜后表面散光均可提供更高的散光矫正型IOL术后屈光预测准确性。角膜后表面散光数据可通过优化全角膜散光评估来提高散光矫正型IOL植入术后屈光预测的准确性。

蛋白质组学是一门重点研究疾病发病机制、早期诊断、针对性治疗及预后的学科。近年来，蛋白质组学技术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的应用亦日趋广泛。糖尿病相关眼病包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糖尿病性干眼、糖尿病性白内障及新生血管性青光眼（NVG）等。本文中笔者主要从蛋白质组学在糖尿病相关眼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及生物标志物等方面进行综述。

睑板腺功能障碍（MGD）是干眼（DED）的常见原因。它是一种慢性且弥漫性病变，属于临床高发的眼表疾病。MGD的病因比较复杂，目前尚无统一定论。明确MGD的发病机制对临床诊断与治疗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外对有关MGD发病机制的研究已取得部分进展，现综述如下。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糖尿病常见且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制复杂。近年来，对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细胞脂代谢异常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RPE细胞是视网膜结构和功能的关键组成部分，其脂代谢稳态对于维持视网膜功能、调控氧化应激及调控炎症反应等过程至关重要。脂质代谢异常可引发RPE细胞结构损伤和功能障碍，从而加剧DR的进程。本文中笔者就RPE细胞在DR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同时系统梳理了RPE细胞脂代谢失衡导致DR的相关研究进展，重点探讨脂质代谢相关信号通路的变化及其在DR病理过程中的重要性，旨在为DR的早期防治及靶向干预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依据。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CSC）是以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局限性且浆液性脱离为特征的疾病，常累及黄斑区，伴有视网膜色素上皮（rPE）功能障碍、视网膜色素上皮层脱离（PED）、脉络膜增厚、高渗透性及静脉瘀滞等。CSC的发病机制虽尚未明确，但脉络膜病变及RPE功能障碍却贯穿CSC发病的整个病理变化过程，临床治疗重点为复位脱离的视网膜，但脉络膜病变仍是CSC治疗的难点。本文中笔者就CSC脉络膜病变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观察模拟户外光照的全光谱动态光源对豚鼠透镜诱导性近视眼屈光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取1周龄，体质量≤100 g英国种三色豚鼠57只，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将其分为持续照明组、低频变化组及高频变化组。采用全光谱Solux光源模拟户外光照，并通过电子调控设备实现光照强度以余弦方式动态波动。持续照明组接受光照强度为8000 lux照射，低频变化组接受光照强度为500～8000 lux，变化频率为10 min/0.05 Hz；高频变化组接受光照强度为500～8000 lux，变化频率为20 s/0.002 Hz。所有豚鼠均双眼配戴－6.00 D透镜，分别于实验前后3周测量豚鼠眼的屈光度、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玻璃体腔长度及眼轴长度等眼球生物参数变化。屈光度、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玻璃体深度及眼轴长度均符合正态分布，采用¯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实验前后眼部参数的变化采用配对t检验，不同光照模式的眼部参数实验前后的变化采用t检验。

结果

实验前，持续照明组、低频变化组及高频变化豚鼠眼屈光度分别为（3.55±0.53）D、（3.66±0.58）D及（3.49±0.49）D，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69，P＞0.05）。实验前，持续照明组豚鼠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玻璃体腔长度及眼轴长度分别为（1.09±0.05）mm、（2.46±0.14）mm、（3.40±0.18）mm及（7.23±0.09）mm；低频变化组分别为（1.08±0.05）mm、（2.47±0.15）mm、（3.41±0.19）mm及（7.18±0.08）mm；高频变化组分别为（1.11±0.04）mm、（2.49±0.15）mm、（3.44±0.16）mm及（7.23±0.09）mm。组间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2，0.36，0.19，2.10；P＞0.05）。实验3周后，低频变化组豚鼠眼屈光度较实验前增加（－2.43±0.68）D，高频照明组增加（－1.34±0.91）D，持续照明组增加（－1.62±0.95）D。其中，高频变化组较实验前增加最少，持续照明组和低频变化组次之。与低频变化组相比，高频变化组豚鼠眼屈光度呈相对性远视状态，两组豚鼠屈光度变化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5，P＜0.05）。各组间豚鼠眼晶状体厚度、眼轴长度、前房深度及玻璃体腔长度实验前后变化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32，2.10，1.05，1.10；P＞0.05）。

结论

高频变化的动态Solux光照能有效地减缓豚鼠透镜诱导性近视眼的进展。但与持续照明相比，高频动态变化近视眼保护作用无强度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