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人眼表冲洗液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对干眼辅助诊断的效能。

前瞻性双中心横断面研究。收集2023年4月至2023年7月在湖北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及湖北国药东风总医院眼科就诊患者共458例(458只眼)。其中，男性158例(158只眼)，女性300例(300只眼)；年龄6～94岁，平均年龄(48.8±17.3)岁。根据患者眼表疾病指数(OSDI)量表、荧光素染色泪膜破裂时间(FBUT)、荧光素钠角结膜染色评分以及泪液分泌试验(Schirmer Ⅰ)检查结果分为干眼组和非干眼组，并对其干眼程度进行分级。使用患者的眼表冲洗液行MMP－9检测，结合传统方法的干眼诊断评估其诊断效能。计算不同程度干眼患者眼表冲洗液MMP－9的检出阳性率并记录其不良反应。患者OSDI量表、FBUT及Schirmer Ⅰ试验的检测结果和年龄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采用±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患者的性别和角膜染色评分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分别采用χ²检验和单向有序分类变量的χ²检验。计算眼表冲洗液MMP－9诊断干眼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总符合率。眼表冲洗液MMP－9检测和传统方法对干眼诊断的一致性分析采用Kappa检验。计算眼表冲洗液MMP－9对不同严重程度干眼的检出率，并采用Wilson计分区间法计算各检出率的95%CI。

干眼组患者平均OSDI量表分值、平均FBUT值以及平均Schirmer Ⅰ试验值分别为(22.0±9.4)分、(5.8±2.2)s以及(7.1±6.5)mm/5 min；非干眼组患者分别为(4.9±1.8)分、(12.1±1.2)s以及(14.9±4.8)mm/5 min。干眼患者平均OSDI量表分值高于非干眼患者，平均FBUT值与Schirmer Ⅰ试验值低于非干眼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05，－38.05，－14.70；P<0.05)。干眼组患者中荧光素钠角结膜染色评分为0、1、2、3及4分者分别为46例(46只眼)、86例(86只眼)、32例(32只眼)、8例(8只眼)及6例(6只眼)，分别占25.84%、48.31%、17.98%、4.49%及3.37%；非干眼组患者的荧光素钠角结膜染色评分均为0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91.71，P<0.05)。根据眼表冲洗液MMP－9检测结果，诊断干眼者183例(183只眼)，非干眼者275例(275只眼)；其诊断灵敏度为96.07%，特异度为95.71%，阳性预测值为93.44%，阴性预测值为97.45%，总符合率为95.85%。经眼表冲洗液MMP－9检测和传统临床诊断方法的一致性分析，两者诊断符合率的Kappa值为0.913(95%CI：0.875～0.951)。轻度、中度及重度干眼患者眼表冲洗液MMP－9的检测阳性率分别为95.68%、100%及100%且无不良反应。

眼表冲洗液MMP－9检测对干眼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且其检测成功率和安全性均较高，可用于干眼的辅助诊断和辅助用药指导。

调研拉萨地区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量不足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儿童屈光状态调查、近视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依据。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10月随机抽取拉萨地区一年级儿童共1853人(3706只眼)进行研究。其中，男性981人(1962只眼)，女性872人(1744只眼)。年龄6～10岁，平均(6.82±0.46)岁。按睫状肌麻痹后等效球镜屈光度(SE)<0.75 D且>－0.50 D和SE值≥0.75 D分为远视储备量不足组和远视储备量足组。通过家长问卷和眼科检查，收集一年级儿童基本人口学特征、父母屈光不正病史、用眼时间、用眼习惯、远近视力和散瞳验光等检查结果。年龄、身高、体重和SE值等符合正态分布，用( ±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性别、民族、父母近视个数和远视储备量不足的影响因素采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筛选儿童远视储备量不足的危险因素。

纳入本研究的拉萨地区一年级儿童全部1853人(3706只眼)睫状肌麻痹后SE平均为(1.07±0.92)D，非近视儿童有1780人(3560只眼))。其中，远视储备量不足者有377人(754只眼)，占21.18%。调查的非近视儿童中父母一方或双方都近视者有269人(538只眼)，占15.36%。连续近距离用眼超过45 min的儿童有338人(676只眼)，占19.75%；使用电子设备距离小于50 cm的儿童有732人(1464只眼)，占68.80%；看电视距离小于3 m的儿童有1170人(2340只眼)，占77.59%；有歪头写字习惯的儿童有823人(1646只眼)，占43.13%；晚上有开灯睡觉习惯的儿童有72人(144只眼)，占4.21%。远视储备量不足者男生和女生分别有942人(1884只眼)和有838人(1676只眼)，分别占23.25%和18.85%；男生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5.13，P<0.05)。远视储备量不足儿童的父母一方近视、双方均近视及父母双方均不近视者分别有23人(46只眼)、54人(108只眼)及296人(592只眼)，分别占27.00%、33.33%及19.96%；父母一方近视、双方都近视者高于父母双方均不近视组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5.30，7.22; P<0.05)。有歪头写字习惯的儿童远视储备量不足者和习惯良好的儿童分别有333人(666只眼)和有243人(486只眼)，分别占40.46%和35.17%，有歪头写字习惯儿童多于习惯良好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4.04，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4项指标为儿童远视储备不足的危险因素。其中，男生(OR＝1.32，95%CI：1.04～1.67；P<0.05)，父母只有一方近视者(OR＝1.54，95%CI：1.02～2.16；P<0.05)、父母两个都是近视者(OR＝1.85，95%CI：1.13～3.05；P<0.05)和歪头写字习惯(OR＝1.30，95%CI：1.02～1.66；P<0.05)是儿童远视储备量不足的危险因素。

拉萨地区一年级儿童远视储备量不足率超过20%，用眼卫生习惯有待改善，性别、父母近视和不良用眼习惯是儿童影响远视储备量不足的危险因素。

探讨去上皮快速角膜交联术(ACXL)和跨上皮ACXL治疗进展期圆锥角膜的长期临床疗效。

选取2019年8月到2021年10月在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进行ACXL治疗的进展期圆锥角膜患者53例(61只眼)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男性30例(32只眼)，女性23例(29只眼)；年龄18～30岁，平均年龄(24.3±6.9)岁。依据所行ACXL术式不同将患者分为去上皮组(31只眼)和跨上皮组(30只眼)。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18个月及24个月时最佳裸眼视力(UCVA)、最佳矫正视力(BCVA)、等效球镜(SE)、角膜散光(CA)、角膜前表面平坦子午线曲率(K1)、角膜前表面陡峭子午线曲率(K2)、角膜前表面最大曲率(Kmax)、角膜后表面曲率(PCC)、角膜最薄点厚度(TCT)及交联手术失效率。UCVA、BCVA、TCT、K1、K2、Kmax、PCC、CA及SE等均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术前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多样本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术后手术失效率以眼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

术后24个月时去上皮ACXL组的UVCA、BCVA、SE、CA、K1、K2、Kmax、PCC及TCT分别为(0.83±0.36)最小分辨角度的对数视力(logMAR)、(0.20±0.15)logMAR、(－8.84±4.20)D、(－3.38±2.14)D、(44.85±1.74)D、(48.16±2.27)D、(49.86±10.51)D、(－6.89±0.48)D及(456.80±33.69)μm；跨上皮CXL组患者分别为(1.01±0.46)logMAR、(0.33±0.66)logMAR、(－7.78±6.19)D、(－2.67±2.34)D、(46.63±3.40)D、(49.59±3.54)D、(55.92±7.69)D、(－7.15±0.55)D及(442.93±34.49)μm。两组患者UVCA、BCVA、SE、CA、K1、K2、Kmax、PCC及TCT术前、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18个月及24个月各时间交互作用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_交互＝0.56，0.80，0.84，0.32，0.59，1.70，1.07，0.31，1.93；P>0.05)；两组患者BCVA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_组间＝4.27，P<0.05)；去上皮ACXL组CA各时间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5，P<0.05)；去上皮ACXL组各时间点K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96，P<0.05)；去上皮ACXL组各时间点Kmax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_时间＝3.56，P<0.05)；去上皮ACXL组各时间点TCT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_时间＝7.72，P<0.05)。去上皮ACXL组和跨上皮ACXL组术后手术失效率分别为2只眼(6.45%)和6只眼(20.00%)，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长期观察发现去上皮ACXL和跨上皮ACXL对稳定圆锥角膜形态和控制圆锥角膜进展方面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去上皮ACXL术对稳定角膜最薄点厚度大于400 μm进展期圆锥角膜患者的视力、角膜曲率及散光方面明显优于跨上皮ACXL。

观察在无黏弹剂辅助下植入人工晶状体(ICL)后，不同屈光不正组患者的瞳孔直径和瞳孔动力变化。

收集2019年8月至2021年1月期间于中国北京安贞医院眼科接受ICL V4c植入术的53例(104只眼)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性11例(22只眼)，女性42例(82只眼)；年龄21～48岁，平均年龄(33.5±6.9)岁。根据患者术前等效球镜屈光度分为中低度近视眼组和高度近视眼组。检查所有患者的眼压、等效球镜、前房深度、中央角膜厚度、白到白直径及瞳孔直径。年龄、眼压、瞳孔直径及瞳孔动力变化等计量资料经过正态性检验，服从正态分布，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术前术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等效球镜不服从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组内前后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性别以例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两组间术前术后瞳孔动力变化趋势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或者Spearman相关性分析。

在明光下，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前术后瞳孔直径分别为(4.16±0.60)mm和(3.99±0.65)mm，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38，P<0.05)；在暗光下，术前术后瞳孔直径分别为5.76(1.58)mm和5.48(1.13)mm，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873，P>0.05)。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在术后在明光下瞳孔直径明显缩小。在明光下，高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前术后瞳孔直径分别为4.18(1.00)mm和4.17(1.08)mm；在暗光下，术前术后瞳孔直径分别为(5.81±0.84)mm和(5.86±0.89)mm。在明光下，两组患者术后瞳孔直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0.688，P<0.05)；在暗光下，术后瞳孔直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0.02，P<0.05)。在明暗光下，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前术后瞳孔直径差分别为1.29(1.07)mm和(1.48±0.33)mm，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111，P>0.05)；高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前术后瞳孔直径差分别为(1.39±0.45)mm和(1.59±0.53)mm，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65，P<0.05)；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孔直径差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306，－0.721；P>0.05)。在明光下，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后与术前瞳孔直径差值为(－0.17±0.48)mm；暗光下为－0.09(0.25)mm，均呈缩小趋势，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000，P>0.05)。在明光下，高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后与术前瞳孔直径差值为－0.17(0.43)mm；在暗光下为(0.05±0.41)mm，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411，P<0.05)，高度近视眼组患者暗光下术后瞳孔直径呈增大趋势。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前瞳孔动力与术后瞳孔动力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两者呈正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r＝0.587，P<0.05)。高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前瞳孔动力与术后瞳孔动力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两者呈正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r＝0.518，P<0.05)。

在无黏弹剂辅助植入ICL V4c会使中低度和高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瞳孔直径在明光下瞳孔明显减小；高度近视患者术后瞳孔在暗光下瞳孔直径变化更大，更容易影响视觉质量。

探讨眼科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影响因素及其病原学。

选取2014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山西省眼科医院收治的眼科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患者65例(65只眼)和同期相同术式非眼内炎患者195例(195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56例(156只眼)，女性104例(104只眼)；年龄4～88岁，平均年龄(65.2±10.0)岁。收集患者的基础资料、术前检查结果、感染后检查结果、术后用药情况、病原菌、治疗方法及预后等资料。平均年龄、住院时间、身体质量指数及感染症状出现时间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吸烟史、饮酒史、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严重疾病史、术前血红蛋白低、术前血清白蛋白低、术前未按规范使用抗菌滴眼液、日间手术、急诊手术、全身麻醉手术、术前有身体其他感染病灶、术后眼污染史及术后未规范使用抗菌滴眼液等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不同病原菌患者预后视力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M(IQR)]描述。眼内炎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65例(65只眼)感染性眼内炎患者中男性39例(39只眼)，女性26例(26只眼)；左眼28例(28只眼)，右眼37例(37只眼)；手术类型白内障手术51例(51只眼)，玻璃体切割术2例(2只眼)，玻璃体切割联合白内障手术6例(6只眼)，青光眼联合白内障手术4例(4只眼)，玻璃体腔药物注射2例(2只眼)；手术三级医院24例(24只眼)，二级医院31例(31只眼)，民营医院10例(10只眼)；超急性眼内炎40例(40只眼)，亚急性眼内炎25例(25只眼)，无慢性眼内炎。感染性眼内炎患者的平均年龄、住院时间及身体质量指数分别为(66.4±14.7)岁、(3.29±1.45)d及(24.41±2.09)kg/m²；非感染性眼内炎者分别为(64.8±7.8)岁、(3.06±0.97)d及(24.00±2.24)kg/m²，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71，1.154，0.261；P>0.05)。感染性眼内炎患者的吸烟史、饮酒史、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严重疾病史、术前血红蛋白低、术前血清白蛋白低、术前未按规范使用抗菌滴眼液、日间手术、急诊手术、全身麻醉手术、术前有身体其他感染病灶、术后眼污染史及术后未规范使用抗菌滴眼液分别有28例(28只眼)、19例(19只眼)、42例(42只眼)、29例(29只眼)、23例(23只眼)、21例(21只眼)、12例(12只眼)、20例(20只眼)、5例(5只眼)、28例(28只眼)、3例(3只眼)、2例(2只眼)、6例(6只眼)、10例(10只眼)及4例(4只眼)，分别占43.08%、29.23%、64.62%、44.62%、35.38%、32.31%、18.46%、30.77%、7.69%、43.08%、4.62%、3.08%、9.23%、15.38%及6.15%；非感染性眼内炎者分别有101例(101只眼)、62例(62只眼)、79例(79只眼)、58例(58只眼)、63例(63只眼)、22例(22只眼)、30例(30只眼)、19例(19只眼)、8例(8只眼)、93例(93只眼)、11例(11只眼)、4例(4只眼)、9例(9只眼)、12例(12只眼)及9例(9只眼)，分别占51.79%、31.79%、40.51%、29.74%、32.31%、11.28%、15.38%、9.74%、4.10%、47.69%、5.64%、2.05%、4.62%、6.15%及4.62%。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合并糖尿病、术前血清白蛋白低、严重疾病史及术后眼污染史是患者术后发生感染性眼内炎的危险因素(OR＝2.039，3.021，2.803，3.095；P<0.05)。65例(65只眼)感染患者中标本检出病原菌41株，无真菌感染病例，检出率为63.08%。其中，G＋杆菌1株、G＋球菌26株及G－杆菌14株，分别占2.44%、63.41%及34.15%。65例(65只眼)患者术后感染症状出现时间为(4.48±4.46)d。其中，眼结膜充血、眼痛、异物感及伴视力模糊者53例(53只眼)、55例(55只眼)、35例(35只眼)及62例(62只眼)，分别占81.53%、84.62%、53.85%及95.38%。G＋菌、G－菌及无菌生长患者的感染症状出现时间分别为(3.56±1.71)d、(1.85±1.21)d及(4.87±3.75)d。65例(65只眼)患者中行玻璃体腔注射、前房灌洗联合玻璃体腔注射、玻璃体切除术及眼球摘除患者分别有4例(4只眼)、分别占15.38%、6.15%、75.38%及3.08%。G＋菌、G－菌及无菌生长患者的预后视力分别为3.00(1.65)、1.00(1.50)及3.30(2.40)。

糖尿病、术前血清白蛋白低、严重疾病史及术后眼污染史均可能增加眼科手术部位感染风险，不同致病菌对术后感染症状出现时间和视力预后有影响。

探讨基线房水细胞因子水平在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患者预测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疗效中的价值。

收集2021年10月至2023年7月在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就诊DME患者65例(65只眼)的病例资料。其中，男性36例(36只眼)，女性29例(29只眼)；年龄29～79岁，平均年龄(54.5±11.4)岁。所有患者均接受3次阿柏西普玻璃体腔注药治疗。根据治疗3个月后中央黄斑厚度(CMT)下降水平分为应答组34例(34只眼)和无应答组31例(31只眼)。比较纳入患者在注药前和三次注药后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IOP)、CMT及房水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情况。BCVA、年龄、糖尿病病程、IOP等计量资料若服从正态分布，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性别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抗VEGF药物无应答的危险因素。不同细胞因子与CMT降幅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

治疗前后患眼BCVA分别为(1.10±0.27)最小分辨视角的对数(logMAR)和(0.61±0.30)logMAR；治疗前后患眼CMT分别为(583.54±108.05)μm和(419.95±80.01)μm，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2.166，11.447；P<0.05)。治疗前后患眼IOP分别为(15.98±2.68)mmHg(1 mmHg＝0.133 kPa)和(15.88±2.48)mmHg，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36，P>0.05)。无应答组患眼的基线房水VEGF、细胞间黏附因子(ICAM)及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8分别为114.00(88.75，156.85)pg/ml、1891.30(1124.60，2673.00)pg/ml及57.70(49.40，76.15)pg/ml；应答组患眼分别为190.40(147.50，333.70)pg/ml、6821.80(4387.15，9079.75)pg/ml及26.50(19.70，40.90)pg/ml，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612，6.291，5.700；P<0.05)。无应答组患眼的房水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IL－6及血管细胞黏附因子(VCAM)水平分别为8.90(4.80，22.05)pg/ml、61.90(19.35，134.60)pg/ml及2528.60(919.65，3353.30)pg/ml；应答组分别为13.80(4.20，31.95)pg/ml、76.00(31.70，235.9)pg/ml及2480.60(1086.55，3656.00)p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85，1.596，0.525；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的年龄、病程、糖化血红蛋白、基线视力、基线IOP、基线CMT、房水VEGF、bFGF、IL－6、VCAM、IL－8及ICAM对抗VEGF治疗应答的影响，但未发现以上任何因素是其独立危险因素(β＝－0.466，－2.012，6.723，－8.634，3.664，－0.009，0.049，－0.109，－0.032，0.007，－1.068，0.015；P>0.05)。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VEGF和ICAM水平与CMT降幅呈正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r＝0.262、0.750，P<0.05)；IL－8水平与CMT降幅呈负相关性具且有统计学意义(r＝－0.628，P<0.05)。bFGF、IL－6以及VCAM水平与CMT降幅无相关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r＝0.127，0.098，－0.241；P>0.05)。

房水VEGF、ICAM－1以及IL－8水平与治疗应答相关性，可用于预测DME患者抗VEGF的治疗效果。

观察近视性屈光参差青少年患者双眼视功能障碍的情况。

横断面研究。选取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于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眼科就诊的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142例(284只眼)。其中，男性70例(140只眼)，女性72例(144只眼)；年龄10～18岁，平均年龄(14.9±2.2)岁。根据双眼等效球镜差值将其分为低度屈光参差组和高度屈光参差组；根据近视程度将其分为低度近视眼组、中度近视眼组及高度近视眼组。检测全部患者的屈光度、调节幅度、集合近点、远距眼位、近距眼位、远距融像性聚散功能、近距融像性聚散功能及立体视功能。屈光度、调节幅度、集合近点、远距眼位、近距眼位、远距融像性聚散功能、近距融像性聚散功能及立体视功能等计量资料经Kolmogorov－Smirnov正态性检验，均为非正态分布，使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M(IQR)]进行描述，屈光参差与双眼视功能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双眼视功能障碍类型和患病率采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双眼视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本研究全部患者平均屈光参差屈光度、立体视、集合近点、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远距隐斜角度及近距隐斜角度分别为－1.50(0.85)D、40(48.75)"、5.25(2.22)cm、11.10(2.85)D、12(7)cmp、0(2)^△及0(3)^△。远距基底朝内破裂点及恢复点分别为6(2)^△及4(2)^△；远距基底朝外模糊点、破裂点及恢复点分别为6(4)^△、18(8)^△及14(8)^△；近距基底朝内模糊点、破裂点及恢复点分别为8(4)^△、14(5.5)^△及12(6)^△；近距基底朝外模糊点、破裂点及恢复点分别为14(8)^△、25(10)^△及20(9)^△。全部患者142例(284只眼)中，低度屈光参差和高度屈光参差患者分别有117例(234只眼)和25例(50只眼)，分别占82.39%和17.61%。双眼视功能障碍共计70例(140只眼)，占49.29%。其中，调节功能异常、集合功能异常、合并2种及以上功能异常者分别为23例(46只眼)、23例(46只眼)及18例(36只眼)，分别占为16.20%、16.20%及12.66%。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屈光参差度与近距离隐斜视呈正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r＝0.192，P<0.05)。双眼视功能障碍者男性38例(76只眼)和女性32例(64只眼)，分别占54.29%和44.44%；双眼视功能正常者男性32例(64只眼)和女性40例(80只眼)，分别占44.44%和55.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375，P>0.05)。高度屈光参差双眼视功能障碍者20例(40只眼)，低度屈光参差双眼视功能障碍者50例(100只眼)，分别占80.00%和42.73%。高度屈光参差双眼视功能正常者5例(10只眼)，低度屈光参差双眼视功能正常者67例(134只眼)，分别占20.00%和5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444，P<0.05)。低度近视眼组、中度近视眼组及高度近视眼组35例(70只眼)、70例(140只眼)及37例(74只眼)，分别占24.65%、49.30%及26.06%。低中高度近视性双眼视功能障碍者分别为21例(42只眼)、34例(68只眼)及15例(30只眼)，分别占60.00%、48.57%及40.54%；低中及高度近视性双眼视功能正常者分别为14例(28只眼)、36例(72只眼)及22例(44只眼)，分别占40.00%、51.43%及59.4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754，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屈光参差程度是双眼视功能情况的危险因素，有统计学意义(OR＝6.69，95%CI：2.25～19.88；P<0.05)；而近视程度是双眼视功能情况的保护因素，有统计学意义(OR＝0.56，95%CI：0.34～0.93；P<0.05)。

青少年近视性屈光参差中双眼视功能障碍患病率较高，且随着屈光参差屈光度的增加，近距离隐斜角度增大；低度近视眼伴高度屈光参差患者更易患双眼视功能障碍，而屈光参差程度是影响双眼视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

探讨基本型间歇性外斜视(IXT)患者控制力的影响因素。

收集2021年3月至2023年9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的434例(868只眼)基本型IXT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性215例(430只眼)，女性219例(438只眼)；年龄4～20岁，年龄中位数为9.83(8.23，11.63)岁。使用纽卡斯尔(NCS)控制力评分法评估患者眼位控制力。根据NCS评分结果分为控制力良好组和控制力不佳组。检查所有患者的屈光状态、斜视度、立体视觉、调节功能及集合功能。年龄、屈光状态、斜视度、近立体视、调节功能及集合功能等经正态性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远立体视保存率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IXT控制力的影响因素。

控制力良好组患者主视眼的等效球镜屈光度(SE)、非主视眼SE、看近斜视度、看远斜视度及近立体视分别为－1.25(－2.75，0.50)D、－1.38(－2.78，0.75)D、－30(－40，－25)PD、－25(－35，－20)PD及2.30(2.15，2.90)Log弧秒；控制力不佳组患者分别为－0.00(－1.75，0.88)D、－0.25(－1.88，1.00)D、－50(－60，－40)PD、－50(－60，－35)PD及2.60(2.15，3.20)Log弧秒。两组比较，控制力良好组患者主视眼和非主视眼的近视屈光度均更大、看近和看远斜视度均更小而近立体视更好，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314，－3.047，－11.803，－12.328, －2.785；P<0.05)。控制力良好组和控制力不佳组患者的远立体视保存率分别为65.58%和36.79%。两组比较，控制力良好组患者远立体视保存率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33.079；P<0.05)。控制力良好组患者主视眼、非主视眼及双眼调节灵活度分别为9.00(6.63，11.00)cpm、8.50(6.50，11.00)cpm及7.75(6.00，10.00)cpm；控制力不佳组患者分别为7.50(6.00，10.00)cpm、7.50(6.00，9.25)cpm及7.00(5.00，9.00)cpm。控制力良好组患者主视眼、非主视眼及双眼调节灵活度均优于控制力不佳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4.065，－3.666，－2.690；P<0.05)。控制力良好组患者看远总集合幅度、看近总集合幅度、看远融像储备率、看近融像储备率、AC/A、看远集合储备及看近集合储备分别为50.50(35.75，59.00)、55.00(47.50，65.00)、0.76(0.51，1.16)、0.77(0.51，1.11)、2.00(1.00，4.00)、22.00(16.00，27.00)及24.00(18.00，30.00)；控制力不佳组患者分别为65.00(55.25，77.00)、70.00(58.50，84.00)、0.50(0.31，0.72)、0.51(0.34，0.65)、2.33(1.00，4.00)、22.00(16.00，28.00)及24.00(18.00，30.00)。两组比较，控制力良好组患者看远总集合幅度和看近总集合幅度均更小、看远融像储备率和看近融像储备率均更大，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7.439，－6.435，－5.709，－6.254；P<0.05)；而AC/A、看远集合储备及看近集合储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45，－0.469，－0.798；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影响IXT患者眼位控制力的因素中，非主视眼SE、远立体视、看近集合幅度及看近融像储备率具有统计学意义(OR＝1.220，95%CI：1.044～1.427，P<0.05)、(OR＝0.399，95%CI：0.203～0.785，P<0.05)、(OR＝1.050，95%CI：1.027～1.074，P<0.05)及(OR＝0.149，95%CI：0.054～0.412，P<0.05)。

基本型IXT的控制力主要由集合功能而非调节功能影响；基本型IXT的控制力可能主要通过看近的集合功能来驱动。

探讨翼状胬肉患者术中角膜、结膜缺损面积与其术后干眼的相关性。

收集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于山西省眼科医院角膜病科行翼状胬肉切除术患者60例(60只眼)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3例(23只眼)，女性37例(37只眼)；年龄50～70岁，平均年龄(61.3±6.8)岁。术中测量全部患者的角膜与结膜缺损面积，并于术前3 d，术后2周、1个月及3个月进行眼表疾病指数(OSDI)评分、泪膜破裂时间(BUT)、泪河高度(TMH)、角膜荧光素染色(CFS)分级及脂质层分级等检查。检查结果以术后减去术前表示，即△检查项目。所有患者年龄、角膜缺损面积、结膜缺损面积、△OSDI评分、△BUT及△TMH均服从正态分布，采用±s表示；△CFS分级及△脂质层分级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角膜缺损面积、结膜缺损面积与△OSDI评分、△BUT及△TMH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分析，与△CFS分级及△脂质层分级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分析。

翼状胬肉患者术后2周、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的△OSDI评分分别为(21.21±10.65)分、(13.80±5.30)分及(3.28±6.92)分；△BUT分别为(－3.92±4.10)s、(－1.80±4.28)s及(－0.49±3.53)s；△TMH分别为(－0.15±0.09)mm、(－0.09±0.08)mm及(－0.02±0.05)mm；△CFS分级的平均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分别为1.00(1.00，2.00)级、0.00(0.00，1.00)级及0.00(0.00，0.00)级；△脂质层分级的平均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分别为1.00(1.00，2.00)级、0.00(0.00，1.00)级及0.00(－1.00，0.75)级。翼状胬肉患者术中角膜缺损面积与术后2周△OSDI评分、△CFS分级及△脂质层分级呈正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659，0.864，0.535；P<0.05)，与术后2周△BUT及△TMH呈负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r＝－0.422，－0.492；P<0.05)；与术后1个月△OSDI评分及△CFS分级呈正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362，0.737；P<0.05)，与术后1个月△BUT及△TMH呈负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365，－0.354；P<0.05)；与术后3个月△CFS分级呈正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r＝0.395，P<0.05)，与术后3个月△OSDI评分、△BUT、△TMH及△脂质层分级无相关性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r＝0.105，－0.085，0.004，－0.031；P>0.05)。结膜缺损面积与术后2周△OSDI评分、△CFS分级及△脂质层分级呈正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544，0.601，0.487；P<0.05)，与术后2周△BUT及△TMH呈负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267，－0.540；P<0.05)；与术后1个月△OSDI评分及△CFS分级呈正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294，0.586；P<0.05)，与术后1个月△BUT及△TMH呈负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291，－0.427；P<0.05)；与术后3个月△OSDI评分、△BUT、△TMH、△CFS分级及△脂质层分级无相关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r＝0.248，－0.004，－0.239，0.232，0.011；P>0.05)。

术中角膜、结膜缺损面积大小与术后泪膜稳定性相关，角膜与结膜的损伤共同参与了翼状胬肉切除术后干眼的发生与发展。

探讨玻璃体切除(PPV)联合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后房型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对术后眼屈光状态及人工晶状体有效位置的影响。

前瞻性研究。连续招募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在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就诊的患者100例(100只眼)。其中，男性38例(38只眼)，女性62例(62只眼)；年龄56～87岁，平均年龄(67.7±6.2)岁。根据所行手术方式不同将患者分为白内障组和联合组。白内障组患者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后房型IOL植入术，联合组患者行PPV联合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后房型IOL植入术。使用Kane公式进行两组患者IOL屈光度计算。记录患者的年龄和性别，检测患者术眼术后1个月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轴长度(AL)、角膜曲率，前房深度(ACD)、晶状体厚度、水平角膜直径及植入IOL的屈光度，计算术后1个月时两组患者术眼的屈光误差(PE)、PE的标准差(SD)、平均绝对误差(MAE)及绝对误差中位数(MedAE)；计算PE在±0.25 D、±0.50 D、±0.75 D和±1.00 D范围内的百分比。经检验，年龄、AL、角膜曲率，ACD、晶状体厚度、水平角膜直径及植入IOL的屈光度等均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BCVA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描述，组间比较采用Mann－AWhitney U检验。性别和眼别采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ME值与零取值的比较采用单样本t检验。

白内障组和联合组患者术后的PE分别为(0.155±0.345)D和(－0.007±0.600)D。与零取值比较，白内障组显示出远视系统误差，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176，P<0.05)。而联合组的系统误差并无统计学意义(t＝－0.083，P>0.05)。白内障组和联合组患者术后的ACD均较术前加深，分别为(4.377±0.336)mm和(4.213±0.357)mm，但联合组与白内障组比较ACD偏浅，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364，P<0.05)。联合组患者的屈光预测准确性较差，表现为SD、MAE及MedAE均高于于白内障组，而在±0.25 D、±0.50 D、±0.75 D和±1.00 D范围内PE的百分比均低于白内障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4.026，5.877，10.698，6.383；P<0.05)。

术后1月时，与白内障组相比联合组患者术后IOL的有效位置前移。PPV术及玻璃体腔填充空气或全氟丙烷并未产生远视或近视误差，但与白内障组相比联合组患者屈光预测的准确性较差。